毫无疑问，鲁迅和五四那一代人对孔子有很多批判，这样的批判是有两个层面的。首先，他们批判的锋芒，是指向将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神圣化、宗教化的“中华中心主义”的，在当时的中国，正是这样的中华中心主义妨碍着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吸取，而在五四先驱者看来，打开思想的闸门，向世界开放，正是当务之急，因此，在思想文化界就需要破除将传统文化绝对化的文化神话。他们的批判锋芒又同时指向独尊儒学的文化专制主义，其实，在晚清以来，儒学的垄断地位已经发生动摇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诸子百家有更多的关注，五四时期只不过是把这样的打破垄断、独尊的努力，推向自觉。

         因此，我们可以说，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鲁迅在内的先驱所做的，其实也是“去政治化，去道德化，去宗教化”的工作，他们所批的正是被意识形态化、道德化、宗教化的“人造孔子”，“大家把孔子从圣人的地位请下来，让他与诸子百家平起平坐，有什么不好？无形中，这等于恢复了孔子的本来面目”。　

      　当然，鲁迅和孔子之间是有分歧的，甚至是重大分歧，原则分歧，从这一层面，鲁迅也批孔子。孔子是一个“替统治者操心，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”，因此，他想当“国师”。而鲁迅，连“导师”都不想当(他的理由是：我自己都找不到路，如何为年轻人指路？)，更不用说当“国师”。更重要的是，鲁迅对统治者没有幻想，他曾经说过，统治者遇到危机，车子要倒了，你别去扶，让它自己倒。孔子却拼命要扶，不让扶也要扶。他们对于统治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。不一样，就有批评，说批判也行，这其实是很正常的。就是现在，有不同选择的知识分子之间也经常有争论，相互批判。但并不妨碍彼此在别的方面有相同之处。孔子也是“无权无势，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”，当然，他是力图在体制内批判，鲁迅则是自觉地进行体制外的批判，这确有不同，但在批判权贵这一点上，也自有相同，所谓“同中之不同，不同中之同”。我们不必掩饰分歧，也不必夸大分歧。　

        鲁迅和孔子，尽管道路的选择有不同，但那样的不屈不挠地追求探索，以及在追求、探索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勇气，浩然正气、韧性精神、理性实践精神，都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精神。《论语》中最难做到的两条：“匹夫不可夺志”，“视富贵如浮云”，都是孔子精神的精髓，而在现代知识分子中，最能体现这样的精神的，就是鲁迅。　

   　我们可以说，从孔子到鲁迅，实际上是构成了一个传统的。我们民族，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孔子，有了一个鲁迅，这都是民族文化的精华，宝贵遗产，理应是我们民族的骄傲，但我们从一种变态的文化心理出发，总把他们对立起来，作非此即彼的选择，让他们一个损害一个，这不仅是愚蠢，更是犯罪。它对我们重新思考“如何对待中国文化传统，从孔子到鲁迅的传统”，是大有启示意义的。

我们都知道孔丘先生弟子三千，身通六艺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人。当时好像没有学藉管理制度，这三千弟子各自姓什名谁早不可考，至于配享了孔庙的这七十二个高徒，也鲜有人能说得详尽。今日得个空闲，将他们开列造册，整理出来，以飨诸友。浪费时间心力做这件事，无益时用，迹近无聊，只图能博一二朋友一观一笑。倘竟能为有心于孔学者进行考证研究添毫发之助，则就喜出望外了。

然而这些先生们都是上古人物，我们隔着几千年历史遥遥望去，只仿佛仙霭里头看神仙，影影绰绰只能看个大概，没法子毕见其纤毫。而我们上古的出版业又实在落后得惊人，一切文献，全靠用刀来刻，诸般辛苦之中，难免出现错别，以至以讹传讹；更有班爱牵强附会的所谓高人，将错就错，胡乱解释一通，竟就解释出无穷深意来，甚至被当作了不可改易之经典。于是三豕己亥，荒唐可笑。倘若不幸，有两个甚或多个高人，各自拿有一个不同的版本，则事情就更大了，非要彼此争个头破血流不可。所以上古的东西，明明是同一事物，我们却能看到不同甚至相反的称谓和说法。比如这孔门七十二圣人的尊姓大名。《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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